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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这或许亦为行政协议进入行政诉讼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相反，它对揭示法律适用中通过合宪性解释实现的宪法适用的特殊性，全面认识宪法适用的复杂多元形态，具有积极意义。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但仍然可以化解。

保全规则的运用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法律推理三段论过程。可以说，本案是一个包含宪法案件因素的民事案件，而合宪性解释是联结本案民事案件和宪法案件因素的纽带。[34]作为体系解释，合宪性解释在于探讨某项规定在整个法体系中的地位及功能，以解决规范冲突。法律规范具有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之分。第一阶段的宪法适用与法律规范违宪争议案件的合宪性解释完全相同，都属于直接宪法适用。

前文提及的技术服务合同案涉及《合同法》第52条的解释是否考虑宪法言论自由问题，属于法律规范宪法取向解释争议案件，其法律适用的过程就包含了直接宪法适用和间接宪法适用两个阶段。只有同时符合事实要件和规范要件的合宪性解释运用，才是正当的。事实上，全国人大享有宪法解释权也没有宪法上直接明确的规定，其源于宪法关于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授权规定，宪法解释权蕴含于宪法监督权之中。

宪法间接适用既可防止宪法司法适用越界，也有助于保持部门法体系的完整性和自足性，是宪法司法适用的基本形式。我们看到，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恰恰没有区分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适用和非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适用，而是将合宪性审查和宪法适用相等同，并在论证法院无合宪性审查权之后便得出否定宪法司法适用的结论。在宪法适用的概念外延上，应明确宪法适用包括直接宪法适用和间接宪法适用。在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的案件中，宪法是法律推理大前提的一部分，其以法律为中介影响和控制裁判结论，属于宪法间接适用。

在处理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关系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最为注重的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如果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则必然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原则，改变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架构。所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终局解释权与法院宪法解释权的并存，不仅不违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恰恰相反，其更加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精神实质。

例如，郭臣来等诉郭志红等赡养费纠纷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宪法第49条、《婚姻法》第21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9条均有关于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义务的规定，法院在判决文书中除了将《婚姻法》第21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9条列为依据外，还将宪法第49条也列入其中。[50] 参见邢斌文：《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第142页。这从参与1982年宪法修改工作的肖蔚云先生的著述中，也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第13自然段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法院的宪法适用和宪法解释的职责，但已包含这一内容。

[18]事实上，除非法院行使了合宪性审查权，否则，法院依照宪法审理案件并不必然会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更谈不上自毁宪法及人大制度。序言第13自然段后半段是另一个与法院解释宪法有关的规定，其赋予一切国家机关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其次，独立审判制度条款说与宪法体系高度一致。判断宪法是否作为裁判依据的标准，需要根据宪法是否充当了案件裁判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来判定。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法院的解释实施监督，撤销法院的宪法解释。通过这些修改，1982年宪法明确了我国法院独立审判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厘清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院独立审判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鼎立下的司法独立的根本差异。

[5] 肖蔚云：《宪法是审判工作的根本法律依据》，《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第3页。有学者认为，由自身的职权的性质和行使职权的方式所决定，法院若无违宪审查权就不可能真正适用宪法，宪法司法适用势必主张我国改由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17]，在制度实践上将必然造成一个县级法院就能挑战和否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局面，这无异于自毁现行宪法，自毁人大制度。

前半段是主句，后半段是补充。第二，法院享有宪法解释权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必然违背。[52] 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26页。[19]由此可见，分析法院是否具有宪法适用的职权，需要分别考察法院是否具有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适用权和非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适用权。[2] 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26页。否定宪法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是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的必然结论。

法律大前提的获得，是一个包含寻找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和对法律规范解释的复杂过程。形式裁判依据可以分为真正裁判依据和不真正裁判依据。

将本来赋予法院适用宪法职责的该段规定，理解为仅仅赋予法院遵守性宪法援用职责，是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的主要依据之一，因而也就成为对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反思所不可回避的问题。[41] 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53页。

(三)遵守性宪法援用概念的引入：恰到好处，还是持疑待定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否认法院的宪法适用权，但并非否定法院对宪法的援用，否定的只是适用性的宪法援用。遗憾的是，这种反思至今并未全面系统进行。

如果第131条的解释排除了法院的宪法适用职责，法院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保证宪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实施就会显得苍白无力。[26] 姚岳绒：《我国〈宪法〉第126条法律外延的界定》，《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第61页。[50]形式上被列入裁判文书裁判依据部分的宪法，其援用宪法或者不援用宪法对案件的裁判并没有实质影响。除此以外，还可以根据适用主体处理争议的类型差异划分。

如果被作为了大前提，这一法律条文就被适用。相较于1954年宪法的上述规定，1982年宪法具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明确了法院独立审判的具体对象——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政党和代议机关并未列入审判独立的对象范围。

[25]宪法除外说认为，此处的法律是指除了宪法以外的包括法律(狭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军事法规与规章等8类规范性文件[26]。在此之后，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学说，很少有学者从正面肯定宪法的司法适用，似乎只要一提‘宪法的司法适用或‘宪法司法化，就突破了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基本制度，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可能性。

反之，便得出否定的结论。在合宪性解释过程中，宪法的内涵被注入法律。

但是，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在将法理学的法律适用概念移用到宪法学时似乎偏离了原意。对于实质裁判依据，可以分为直接裁判依据和间接裁判依据。形式裁判依据和实质裁判依据，是根据裁判依据的形态差异做出的基础性分类。反之，该法律条文就没有被适用。

[27] 童之伟：《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释论——以我国法院与宪法之关系为重点的考察》，《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148页。如果法院不能适用宪法，法院就难以充分实施宪法，进而会影响全面实施宪法的效果。

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不符合宪法作为法的常识，与司法的本质存在冲突，不利于宪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实施。那么，法院作为国家机关何以履行这些职责？如果不具有宪法解释和宪法适用职责，法院便无法保证这些职责的履行。

把宪法实施划分为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之良苦用心，在于为适用性援用和遵守性援用的区分奠定基础，使得在否定宪法司法适用前提下可以为援用宪法寻求一席之地。[12] 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